武汉市汉剧院演员用三句话概括了汉剧的尴尬处境:多演多亏,少演少亏,不演就只能躺着进博物馆。10年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汉剧走到了“掘地圈养”与“突出重围”的十字路口。如同一位演员所言,春天似乎就在眼前,却又不知何时到来。

  在汉口的一家小酒馆里和65岁的杨墨超坐而论道,确实是一件惬意的事:他总可以将一些枯燥的东西讲得头头是道。一杯酒下肚,他开始和老朋友姚长生一唱一和,滔滔不绝。谈的都是与他们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汉剧——这个目前还被称为武汉“招牌菜”的地方剧种,已经融进了他们的血液。

  “是汉剧(锯)好,还是钢锯好?”武汉市汉剧院的一名男演员在谈恋爱时,女朋友对他的工作很不解地问道。这名男演员一时语塞,瞬间满脸通红。

  “武汉人对自己的‘招牌菜’已经很陌生了。”杨墨超说,“很多时候,一些老演员在靠回忆度日。”

  “现在,我们剧院的一些年轻演员和我们当年的历史机遇不同。当年,与人谈兴正浓时,别人突然问到你在哪里工作啊,我们马上挺起了腰杆,我们是文艺工作者,那真是‘者’得很(武汉话,意为神气得很)。最不济,也说是个演员,别人马上恭敬起来。而现在,有人问到工作时,我们的一些青年演员神情很快就萎靡起来,吞吞吐吐说了句,呵呵,文化单位的,文化单位的。”

  站在旁边的一位青年团负责人讪讪一笑:“没结婚的是这样,结了婚的现在叫‘男方入错了行,女方嫁错了男’。”

  大笑过后,两位被汉剧院的师弟师妹们尊称为“老师”的国家一级演员,脸色并不愉悦,看得出来,他们的自谑对他们自己的灵魂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现实就是那么残酷。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除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杨墨超、姚长生们在舞台上活跃的时候,汉剧不只是在武汉,即便在全国戏曲界亦能坐上一把交椅。全省各地如雨后春笋冒出30多个汉剧团。而武汉市汉剧院李、吴、徐、刘等派别林立,百家争鸣,演员们更是“不分昼夜、没有周末地连续演出,下部队,到工矿企业,驻农村,出国演出几成家常便饭”。但凡有他们出现的地方,观众云集,火爆异常,比时下最时髦的“超女”们的人气还要旺。“追着请演员们吃饭、喝茶的可以排上长队,名气越大,‘粉丝’越多,其中当然不乏一些痴迷的追求者。”

  “观众上座率没低过八成,几乎场场爆满。我那时还小,就在幕后看父亲熊学阶那一辈人表演。记得有一次在清芬剧场演《三擒樊梨花》,陈伯华先生刚一出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最保守的估计,怕也有10分钟。”

  然而,唱着唱着,汉剧演员们发现,一度为汉剧痴狂的武汉人不肯“买单”了,即便门票只有10元一张(眼下的电影票都是50元左右一张)。有一次演出,甚至只有5名观众——台上的演职人员则有40多名。“从舞台上走下来,演员们都感到尴尬,一言不发”。

  在歌舞中,汉剧花旦诉说着一个个悲剧,纸醉金迷到了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就在这时,戏曲本身才达到了欢愉的高潮,腾空而起,朝更高处飞,千丝万缕的愁绪随后散开来,围绕在演员周围,演员的脸上却是一抹恒永不变的浅笑,眼波流转,烂醉花间。

  准确一点说,是武汉市戏曲学校汉剧科,现在已经改为武汉市艺术学校汉剧科。不过,想找那里汉剧科的老师采访,就是件大难事了——部分老师退休,部分老师兼教楚剧等其他剧种。最近一次教学活动,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至于这个科何时再开班,“可能是等到2010年吧,尽管这个消息不准确”。

  “汉剧招生困难重重,”姚长生苦笑着说,“眼下青年团60多名演员中,大多是我们流泪又流汗从全省地市州招来的。”

  杨墨超、姚长生已经退休,但他们对自己人生的地位是“坚守”,“绝不后悔”。尽管有人冷嘲热讽:“你们误了自己一生,难道还要误人家的娃娃一生?”

  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坚决地说:“岂能睁着眼看着它毁掉?我们要努力让下一代能够打开新的局面。”在汉剧院采访,这种悲怆却又昂扬的场面并不少见。

  “400年太长,就说近一点的事吧。”当一些汉剧老演员们在对身边的亲朋,唾沫横飞讲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回音。

  在进入民众乐园以前,汉剧只存在于民间的戏园子或者堂会、会馆中,基本属于特殊场合或者票友圈子的演出。

  1919年阴历五月初一,民众乐园正式开园。汉剧登台演出:以名演员余洪元为首,十大角色(末、净、生、旦、丑、外、小生、贴、老旦、杂)非常齐全,是汉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大演出。

  到上个世纪30年代,民众乐园的汉剧表演已经十分知名,不仅吸引了一大批老演员登台亮相,还培养出许多新秀。1936年,民众乐园中还组成了时代汉剧社,这个剧社几乎将当时汉剧最优秀、最知名的角一网打尽。一时间使得民众乐园的汉剧大为振兴。此后每晚演出两场,场场客满,仅《天河配》一剧就连续演出半月(30场)而不衰。

  抗战时期,汉剧艺人组成抗敌宣传队,从事宣传演出。1962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武汉市成立了武汉汉剧院,由陈伯华任院长,吴天保、胡桂林、李罗克任副院长,承担起研究和革新汉剧的重任,汉剧更是光彩照人,演员队伍发展至400多人,在武汉市的演出舞台也增加到了10多个。

  “现在汉剧是走在最低谷,全省只有一个半汉剧班子(省地方剧团中设有汉剧团),演出舞台也只有同时容纳各个剧种的人民剧院,主要演出市场退到了农村。”

  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杨德萱说,全国仅存的几个汉剧团,只有广东省汉剧院和福建汉剧团形势尚好,只是这两支汉剧队伍分别讲客家话和闽西话,离正宗汉剧已渐行渐远。

  中国剧协副主席、被称为巴蜀怪才的魏明伦在凤凰卫视上悲观地说:现在是台上喊振兴,台下很冷清。这是一句不只是令汉剧、而是令整个戏曲界都感到很尴尬的话。

  对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戏曲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仿佛那是一群拖着长长的辫子,围坐在茶桌前,听的那种咿咿呀呀的玩意。

  汉剧院的演职人员们高度一致的说法是:1966年至1976年这10年间,戏剧遭遇了最大的一次伤害。那段时间里,汉剧在戏迷中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最严重的是,造成了“观众年龄层上的断层”——“武汉的年轻伢们,甚至没听说过有汉剧这个剧种”。

  那一代“年轻伢”,没有受到汉剧的熏陶,而如今,他们已经成长为最具有消费能力的观众。于是,就走入了现在的“演员们满头大汗地演汉剧,市民却神情木然地不知汉剧为何物”的怪圈,艺术几乎与大众完全脱钩。

  汉剧,已经在某个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即便是报刊杂志上,也很难见到它的身影和声音。

  “媒体上但凡提到汉剧,不外乎是几名汉剧大师的活动。比如当今京剧界最红的青衣之一王蓉蓉拜梨园一代宗师陈伯华先生为师,陈伯华先生收毕巍然为关门弟子、收余少群为带传弟子等等。”汉剧院青年团朱书记说,“这说明,人才出现了断层。”

  在中国戏剧界,被称为老、中、青三代汉剧大师的陈伯华、胡和颜、邱玲名震中华。被称为“小牡丹花”的陈伯华先生早在1930年代已是声名鹊起,曾与“老牡丹花”(即董瑶阶先生)同台演出《玉堂春》时,董瑶阶不禁喟然慨叹:“吾老矣,此妮子之造诣,将来当胜于吾!”如今,她已是九旬高龄;胡和颜先生则已退休在家;邱玲虽只有37岁,却“由于身体原因”,遗憾地隐身舞台一线。至此,汉剧界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符号性人物已是寥寥无几,“几乎断层”。

  而令记者更为吃惊的是,汉剧院演出团、青年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编剧、导演、舞美、作曲、灯光、音响等编创演职人才奇缺,基本上没有新的剧本,旧瓶装的还是那坛老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过改编改版的青春版京剧《牡丹亭》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民歌、地方小调在超女那里也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新打造的黄梅戏《红罗帕》连续上演20天,天天座无虚席,其火爆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请编剧?你在开玩笑。先不谈全国编剧人才荒,即便请来了,几百元一个月打发人家,拿不出手,脸上无光,人家不愿。

  在目前的市场上,一个好的戏剧剧本最多能卖3万元钱,但如果写一部电视剧,则可以轻松卖到20万元。

  走红的郭德纲说:什么叫好相声?观众打破头抢票,那才叫好相声。从票房的角度来说,多演多亏、少演少亏、不演不亏的汉剧,不是好汉剧。

  武汉本土艺术到底还有没有观众?有,800多万市民从来就没有离本土艺术远去。

  湖北评书界的何祚欢(“活着欢”),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陶醉、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观众;伴着湖北大鼓走过了50多年舞台生涯的张明智,唱片火得令人艳羡;1994年走红的田克兢,说着一口黄陂话,靠“独角戏”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活泼生动的市井武汉,至今仍为江城市民心中大明星。

  “没有观众,就没有了票房,没有了票房,也就没有了效益,没有了效益,便出现了演员难找、编剧难找、人才断层,于是便更加失去了观众。一个没有观众的剧种,等待它的只有死亡。”姚长生伤感地说,“我们总是感慨我们的作品没有人看,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为观众想了多少?我们的作品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吗?我们的作品是否吸引了观众?我们的作品如何才能吸引观众?”

  一位署名“汉口”的网友给汉剧把脉说,汉剧要续写历史,就要推陈出新,对一些不符合现代观念的剧目进行换血性的改造,同时结合时代特点,推出一批符合时代气息、观众喜闻乐见的新剧目,如武汉市京剧团针对社会上“金庸热”而排演的京剧“射雕”出现火爆的场面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雅俗共赏,既让内行看门道,又让外行看热闹;展开市场营销,服务观众,如在演出节奏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区分对待,做到快慢有别。充分利用剩余的生产能力,让观众想看戏,看得起戏;加强人才培养和拉动社会支持,尤其是媒介的宣传。

  演出团、青年团的几名负责人说:“‘守’城是根本‘守’不住的。现在,汉剧主要靠政府投入,一些剧目动辄需要几十万、上百万元,虽可维持一时,但任何的补贴可能都是暂时的,终归都要推向市场。汉剧目前已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湖北省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让我们欢欣鼓舞。但如果一心指望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掘地圈养而复兴,怕是收效甚微。对于今天的汉剧来说,希望在于“变”。”

  捏着一张旧船票的汉剧,在电视、电影、网络等多种文化形式的包围下作何选择,似乎已经找到了要害——只有真正走进民众的艺术,才更具生命力。